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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空壳村”管理的“汉中试验”1
日期:2019-09-03 02:20

 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7年,我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.71亿人,如果算上这些农民工的随迁家属,数字将更为庞大。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,乡村只剩老人妇孺留守,除了过年时节一片寂静,由此形成的“空壳村”,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。

  “空壳村”在劳动力外流后,集体经济也趋于薄弱,村集体没有多少固定资产,村社自身也缺少公共积累,公共事务无从着手。人口外流导致乡村难富,而一旦缺少经济基础,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治理更无从谈起,村级组织的威信也难以树立,劳动力为追求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趋于外流,形成惰性循环。更为关键的是,在农业产业化的趋势下,单一劳动力即便想在乡村致富,仅靠一人一户之力也很难做到。

  在这样的情况下,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的扶贫社模式,对于乡村振兴而言,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探索。因为,类似这样的村庄,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。

  秋去冬来,从陕西汉中沿名闻古今的褒斜栈道钻入秦岭,到留坝县一个叫火烧店的小镇,拐进月亮河。河东,中西沟村的民宿,500元的单价仍然时有来客;河西,堰坎村的农耕文化体验园逐渐引来了西安、兰州等地的旅行团。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经理侯静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:“靠民房入股和在农家乐务工,去年最好的一户有5万元的收入。”

  这一切要归功于当地的扶贫社模式,而这样的模式,给村民带来的不只是致富。

  “手里没把米,鸡都不来”

  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汉中,每年春节,外出打工的人集中返乡过年,乡村人气会涨潮般陡然兴旺,几天之后,青壮人口又退潮般外出,大多数乡村又恢复了依靠老人、儿童留守的空寂。

  “如果只有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,乡村还有什么希望?谈什么振兴?”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一直对农村问题保持着深入研究、探索。在基层工作时,她帮助农民种猕猴桃,从防止用膨大剂,到抗洪救灾、秋收后的销售,真是操碎了心,可到头来想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。“存在有利就想独占,没利就把问题甩给上面的现象。”各项乡村振兴工作开始了,“上面热、干部热,基层冷、群众冷”的现象又出现了。甚至,有的村干部自己就当“甩手掌柜”,个别贫困户连自家卫生都懒得搞,结果扶贫干部不得不自己上手。

  许秋雯长时间陷入沉思:为什么空壳村那么多?因为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出去打工了;为什么要外出打工?因为家门口挣不到钱;为什么挣不到钱?因为种植养殖的产业化超出了任何一个农民的个人能力所及;为什么不组织起来?因为村两委都没有这个条件。“很多村没有经济积累渠道,有的有征地款,但因没有管理平台,等于是‘死钱’,群众担心村干部乱花,总惦记着把钱分了。”

  结果, 农民和村组织之间,除了偶尔来开个证明,基本上不往来。一位支书说:“手里没把米,鸡都不来。” “让村级组织说话有底气、干事有平台、管理有手段,才能推动乡村治理变革。”许秋雯认为。

  家门口有工可做

  2016年8月,留坝县的“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”组建起来了,试图突破过去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瓶颈。这场试验起于该县11个村的试点,之后分三批,到2017年,全县75个村全部启动了扶贫社。

  武关驿镇松树坝村是留坝县首批成立扶贫社的村。村支书席帮清任扶贫社理事长,村主任、第一书记分任副理事长、监事长。扶贫社下设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,政府、村集体各占15%股份,其余70%归全体村民;合作社下设9个专业服务队,包括建筑工程、农业生产、旅游服务、电子商务等5个生产经营类服务队,以及自来水管理、卫生保洁、文艺宣传、红白喜事等4个公益服务队。

  “给予村两委资源,但又限制村干部权力,政府项目的协调、监督和组织群众是扶贫社的事,但他们不能承包项目;项目由能人大户领头的专业服务队通过公开招投标来承包,承包前提是使用本村劳务并向扶贫社缴纳10%管理费。”许秋雯说,“理顺了利益关系,村两委有了组织群众的权威和经济基础,专业服务队按照市场规律去实施项目,群众通过务工和分红人人受益,分散的农户就被组织起来了。”

  一位牵头人告诉记者,他们乐意通过扶贫社搞经营:“扶贫社能提供项目,而我们作为个人,不便直接面对各家各户,村支部、村委会来协调,事情好办。”

  为了启动扶贫社,留坝县给每个扶贫社注入30万元原始资本金,用作群众发展生产的借款;同时由政府贴息给予30万元贷款额度,作为流动资金,将扶贫、乡村振兴等项目,30万元以下、工程技术简单的,交给扶贫社组织落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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